峰哥博客
1957年，毛主席访问苏联时，与赫鲁晓夫交谈甚欢，就在中途，毛主席谈到自己即将辞去职务，而赫鲁晓夫对此十分惊讶，便问道，在毛主席之后，有谁能接替这个职务呢，毛主席缓缓的说了两个人的名字，那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在那个夏日的傍晚，热浪席卷着上海和武汉，似乎带来了一片压抑和绝望。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变如暗夜中的毒蛇，将原本充满希望的革命浪潮扼杀在摇篮之中。人们开始怀疑，或许这场伟大的革命只是一场梦，一场昙花一现的幻象。
然而，正当人们心灰意冷，希望之火几近熄灭之时，南昌的夜空燃起了反抗的星光。周恩来、贺龙等志士毅然挺身而出，他们手持着反抗的火把，在黑暗中燃烧着坚定的信念。他们的胆识和勇气如同闪电划破长空，激励着那些仍然坚守在革命理想前线的人们。
就在那个不寻常的8月7日，汉口聚集了一批伟大的人物，他们的到来决定着革命的走向。那是一场被后人誉为“八七会议”的会议，宛如一颗星辰，将深深地镌刻在革命历史的长河之中。会议的场景充满紧张和期待，每个人心中都明白，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时刻。
毛泽东站起来，他的目光坚毅而炽热，仿佛一道明亮的阳光洒落在会议室的每个角落。他的声音激荡着人们的心灵，他的话语如同奔流的江河，充满力量和鼓舞：“政权，就在我们手中的枪杆上！”那句话犹如一颗震撼人心的炸弹，在会议室中爆发开来，激发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斗志和决心。
这次会议还见证了两位伟人的相遇，一个年仅23岁，脸上带着青春的稚气，另一个则已经34岁，沉稳而坚毅。那就是邓小平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交锋。他们的目光交汇，仿佛两颗星星在宇宙中交相辉映。尽管邓小平年少，但他的眼中透露出的聪明和果断却让毛泽东对他刮目相看。
在此后的岁月中，那两位伟大的革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的接触日益频繁，彼此的关系也日渐紧密。然而，这次相遇的时光转瞬即逝，因为毛泽东很快被派往湘赣边界，策动了一场名为秋收起义的壮举。而邓小平则随着中央机关的迁往，首次承担起中央秘书长这一重要职责。
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坚固的革命根据地，随后与朱德一同率领部队下山，开创了横跨赣闽粤三省的中央苏区。与此同时，邓小平在上海经历了一段时光，然后被派往广西，领导了百色起义并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随后，他带领红七军远征，最终与中央红军在江西会师。
1931年的炎炎夏日，邓小平踏入中央根据地，担任了苏区首府瑞金县委书记的重要职务。那时，毛泽东对他的工作表现赞赏有加，对他的才华和胆识深为钦佩。
这段时间，邓小平和毛泽东都身处艰苦的环境中，他们与同志们一同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无论是在井冈山的山洞中，还是在广西的茅草屋里，他们都以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仰，不断地开创和巩固着革命根据地。
他们的相遇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两位伟人都怀揣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热爱，他们的思想互相碰撞、火花四溅，共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革命史诗。他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革命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智慧，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铺就了坚实的基石。
然而，在革命的道路上，困难和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仅仅几个月后，毛泽东的思想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他被迫离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位，也失去了指挥军队的权力。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接触尚浅，但他凭借着丰富的革命经验，坚信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他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并对军事冒险主义等错误观点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在实际工作中，他坚决抵制受到错误路线影响的倾向。
然而，这样的坚持却使他陷入了困境。他被指控参与“与毛泽东有关系的派别活动”，甚至被贬谪到了乐安县南村区委，担任巡视员的职务。
乐安县南村区委的工作环境与以往的革命根据地截然不同，邓小平被迫面对着与众不同的挑战。他身处陌生的地方，面对着来自上级的压力和怀疑，但他并没有被打倒。相反，他以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努力改善南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
在乐安县南村的岁月中，邓小平深感孤独和困苦，但他没有放弃，也没有丧失对革命事业的热忱。他以乐观的态度面对困境，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并积极与当地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难。他将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付诸实践，力图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和希望。
数十年后，邓小平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曾表示：“人们说我是毛派，其实我从未有过这个念头，我从来都不搞小圈子。”他对毛泽东的支持，完全源于对其主张的赞同。
毛泽东在晚年时还记得这一切，1972年，他在转交给周恩来的信中提到，邓小平和其他人是有区别的，在中央苏区就受到了压迫，就是所谓的“毛派的头子”，毛泽东一直以来都对他有一定的照顾。
由于采取了错误的斗争策略，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开始了长征。而邓小平这个时候已经被旧战友贺昌调到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主编《红星》报，当长征开始时，他随着军委第二纵队一同行动。
然而，错误的路线并未得到纠正，红军在长征过程中遭受了巨大损失，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之后，起初8.6万人的队伍只剩下3万多人。
在遵义会议即将召开之前，邓小平意外地再次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首先，原先的中央秘书长邓颖超因为疾病的缘故不能继续在职。此外，由于错误的路线引发的不满情绪在党内干部中蔓延，毛泽东这位曾被剥夺军权的领导人却开始重新得到人们的信任和声援。这些因素，都影响了邓小平再次被委以重任的决定。
在遵义会议上，尽管邓小平并未有机会公开发言，但他无疑是站在了毛泽东的一方。在会议上，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对军队的指挥权，也在极度危机的环境下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会议结束后，邓小平承担起了中央首长的生活、工作和安保任务，因此，他一直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同行动，一起走过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等种种艰险，从而铸就了他们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
当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邓小平被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此次重新返回军队的岗位，为他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更名为八路军，邓小平成为129师的政治委员，与刘伯承形成了深度合作的搭档。他们一起深入敌后，建立起了以太行山为核心的抗日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成功抵抗了日军的多次攻势。
在1943年，这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一个临危受命的时期。8月份的时候，刘伯承返回延安参加重要的会议，留下邓小平独自领导129师。紧接着，八路军的总部领导彭德怀、罗瑞卿也回到延安，使得邓小平背负起了整个太行山的重任。
由于对邓小平深深的信赖，10月初，党中央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将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并将八路军总部与129师合并，邓小平被任命为新的北方局代理书记，负责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此时的邓小平，只有39岁，却已经成为了华北敌后的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治理地方的才能，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当时太行地区面临了三大困难：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农田水利荒废，财政经济极度困难，生活环境严峻；日军实施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对根据地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伪军由南向北进攻，和日军形成了南北夹击的局面。
在这个危急时刻，邓小平依据中央的指示，巧妙地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经济发展政策。他引导太行区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尝试通过生产自救来解决当地的困境。他针对农民提出了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政策，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为了快速发展经济，邓小平倡导发展商品生产，他鼓励私人商业的发展，为商人提供了“合法赚钱”的机会。在那个时代，这一思想无疑是具有极大的创新性和前瞻性。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路逐步完善，为他日后的经济改革铺平了道路。
邓小平一直十分重视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当他发现玉米杂交种植能有效提高农田产量时，他强烈推荐并鼓励民众接受这项科技。他用深入浅出的方式阐述科学，并告诫民众不要将科学视为神秘的存在，而应理解为日常经验的智慧结晶。
邓小平也明白农业生产的重担不能完全由民众承担，部队也应该分担一部分。他亲自带头参与大生产运动，设定了每人开垦2亩土地的目标。同时，为了激发民众的积极性，他还引入了奖励制度，对于在生产中表现突出的劳动模范和劳动英雄，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对于认为奖金过高的质疑，邓小平坚定地回应：“这是劳动所得，非贪非占，是应得的”。
到1944年，太行军区已经成功开垦了超过12万亩的荒地，收入以大米计算达到了近千万斤，几乎能够覆盖部队的所有经费。并且，太行区还建立了几个军工厂，可以自行生产步枪、子弹、手榴弹，甚至试制成功了迫击炮，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还大量支援了延安的军事物资。
在军事战略方面，面对日军独特的“滚铁式扫荡”战术，邓小平则采取了灵活的游击战争策略，他有效地将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三者整合在一起，成功地破解了日军的新战术。对于邓小平领导下的太行区大生产运动，毛主席也给出了高度的评价，他在回信中赞许地说：“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望妥善执行。”
在抗日战争的严酷战场上，邓小平的129师达成了辉煌的成就，他们成功地解放了109个县城，成功建立了横跨四个省份、总面积18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400万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在邓小平的精准领导下，部队的规模也从最初的9100人壮大到30万人以上，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为强大的一支军队。
然而，邓小平对于抗战胜利的贡献，远远不止于此。
在接下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一路向南，挺进了大别山。作为前线委员会的总书记，邓小平带领队伍在淮海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随后，他执行了“大迂回”战略，成功地解放了大西南地区，他在军事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值得赞誉。
然而，在邓小平的伟大事迹中，最令人铭记的，或许是他在大西南地区的治理工作。大西南解放后，他担任了西南局第一书记，肩负起了对大西南地区的治理重任。对比抗战时期的解放区，大西南拥有更多的城市，这对他的治理工作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工作的复杂度更高，也更考验他的治理水平。
当有部下问他战斗是否结束时，他回答：“今后大西南的工作，比军事斗争还要复杂，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的。”他总结，西南地区的治理主要涉及三个任务：90万、6000万、60万。其中，“90万”是指国民党投诚和被俘的部队，他的目标是将他们转化为人民的军队，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军队；“6000万”是指大西南的人口，他希望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土地改革，发展经济，以改善他们的生活；“60万”则是指在西南地区的解放军部队，他希望将他们从战士转化为普通工作队，以便他们更好地投入到西南的建设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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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1957年，赫鲁晓夫问毛主席辞职后谁能接替，毛主席说了两个名字》发布于202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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