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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要坚持去行政化”是个好意见

文/樊水科(西京学院传媒学院教师)

据新华网河南频道7月6日报道,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到郑州大学调研时,提到要树立一切为了科研、一切为了教学的导向,坚持去行政化,破除官本位思想,完善人才、教学、科研等评价激励和管理机制,鼓励专心致志搞科研、沉在一线抓教学。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好意见。

大学本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它为广大学子提供学习场所,为学生提供知识传授、智慧启迪,具有教化育人等重要功能,同时,大学也为创造和生产知识贡献力量。同时,有影响的大学还应该服务社会,承担文化传承,服务社会的一般功能。但大学的核心功能,是研究和生产知识,在此基础上教书育人。

要实现上面的两个核心功能,仅有教授和学生肯定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人员提供组织协调服务,后勤保障服务。这些服务非常重要,但如果其盖过核心功能,就有问题了。以高校行政和管理人员为例,教授和学生被分到各个学科和专业,为了方便组织协调,组成了以学科为单元的学院,每个学员有若干个相关专业。这就需要实验室、学科专业、监考阅卷等工作的组织协调等相关人员。这些有行政权力的管理人员,一旦变成高校的真正主角,当权力全方位渗透进高校,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

一是权力会主动扩张,“自己给自己制造权力”,这个检查,那个评比,这个需要申报,那个需要审核,本来是服务,最后自己成为主宰和管理者,经常给老师指手画脚。今天填写个表格,明天统计个数字,自己不教学不研究,但却管理教师们。他们更喜欢自己给自己加码,显示出自己存在的价值,无端给教师们找来很多原本不必要的琐事。

二是权力会张狂,导致歪风邪气和小环境恶化。别看行政领导职位不高,但权力却巨大,有了权力,教师的生杀予夺和业绩好坏,都掌握在这些人手里。他们如果谦逊公正,还好点。否则,评职称、业绩考核、各种补助津贴等等可能受损。再则,他们手握重权,控制各种资源,甚至担任各种学术组织的委员,是裁判员,但同时,他们也是运动员,什么重要的项目、课程建设、评奖等,他们也是拿到毫不手软。并不见得他们不应该拿,而是难逃与教师争抢利益的嫌疑。此时,那些溜须拍马者,善于逢迎者,搞些团团伙伙小山头之类的,必然得到照顾,评课考核、评优评奖、职称薪水等等,只要他们能够通过权力施加影响,为自己人或自己圈子谋求好处的,绝不放过。过分者,搞得恶臭无比,像是几个人捂着厕所,内部已经臭不可闻,却怕别人沾染,周围自然会围上几个吹拉弹唱之徒,不觉其臭。如果有人嫌臭,站得远了点儿,就会成为不合作者或者不配合者,成为另类。另类的存在,处境好的并不多。

三是权力成为中心,危害学术和教学。权力的实质是控制力,是不容置疑,而学术和教学则需要讨论,需要探索,充满争议,一旦权力过度干预和控制,比如一些教学方法就无需论证,只有定论,一些重要的教学问题可能得不到深入的讨论和试验就强行推广,这当然违背了教学的基本规律。

四是权力本身是排外的,手握权力的还想保持权力,领导会任用一些听话的,水平远不如自己的人,所以,一个单位,领导的气质和胸怀,以及能力和水平,可能就是整个单位的水平。一个组织,如果高水平的员工越来越少,或者几年难以引进,逆淘汰的现象出现了,这个单位会一直烂下去,直到整个小团体全部烂掉。这就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早就发现的一种病——官僚主义。在1958年出版的《帕金森定律》一书中,这种病也可称之为“官场病”“组织麻痹病”,被称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化三大发现之一。帕金森说,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力;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所以,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

综上来看,楼阳生书记在郑州大学调研“双一流”建设工作,就“去行政化”明确提出要求,其意义十分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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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高校要坚持去行政化”是个好意见》发布于202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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