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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理陈永贵追悼会规格“级别”难定,邓小平拍板:按他的身份办

1975年1月,一个头戴着白色汗巾,农民打扮的山西老汉来到中海南,准备向主席汇报工作。

沿途的工作人员看到他都喊他一声“陈总理好”,他也爽朗的一一回应“同志你好”。

等见到毛主席后,这位“陈总理”便开门见山对主席汇报自己的计划:

“主席啊,我想好了,以后我的工作就按三份时间来安排,一份安排在中央,一份安排在大寨务农,一份则是进行全国调查”。

对于这份计划,毛主席感到满意,于是点点头对他说:

“永贵啊,你现在可是副总理了,大寨的农业你一定要抓好,全国可都看着你呢”。

主席口中的永贵,正是当时从一个农民身份当选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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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陈永贵在副总理的位置上一共干了五年多的时间,他在任期间,主抓国内的农业生产,到了1980年时,因为陈永贵在政策上犯了一些冒进的错误,所以他只能辞职,这就导致陈永贵当副总理的这段经历,他是“既有功又有过”的。

1986年的3月,这位“农民副总理”在北京因病去世,在他临终前,他叮嘱家里人葬礼一定要从简,其次就是要将他的骨灰带回他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也是他崛起的地方:“山西大寨”埋葬。

陈永贵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对自己过去的工作有着明显的反省,也对邓小平的工作表示认同,而中央领导人在陈永贵病重期间,多次探望,对陈永贵过去工作的功劳给予认可。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关于陈永贵追悼会的“规格”问题就难以下决定了。

按道理说,陈永贵的追悼会也应该是按照“副总理级别”来举办的,即便陈永贵生前嘱咐不要大办,可他毕竟曾经是国家领导人,关于他的身后事处理,本身也代表了国家的态度。

可问题是,陈永贵是因为一些“错误问题”从而在副总理的位置上下来的,并不属于正常退休,如果给予陈永贵国家领导人的追悼会规格,那么唯恐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和麻烦。

所以关于这件事,中央和陈永贵的家人进行了很多讨论,始终没有一个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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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公开表示,关于陈永贵的追悼会规格,就按照陈永贵曾经担任过的职务来办,也就是“副总理级别”,而邓小平将陈永贵的“追悼会”上报到了国家,不久后,关于陈永贵的追悼会就有了官方的告示和文书。

也是邓小平的“拍板”,让陈永贵的身后名声有了一个“定音”。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陈永贵和邓小平之间,还有过一些“恩怨”。

大寨的书记,务农的精英。

1948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好手”陈永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永贵是一个再朴实不过的农民了,他的身世坎坷,连自己的出生年份都说不清楚,不过陈永贵这个人的脑瓜子很聪明,胆量也很大,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陈永贵的“理论思维”很强,在山西的土改运动中,陈永贵就团结农民反抗地主,因为这一经历,所以陈永贵在大寨的地位很高。

到了1952年的时候,大寨大队的支部书记“贾进才主动将自己的位置让给陈永贵,而贾进才和陈永贵也是一生的挚友。

担任大寨书记的时候,陈永贵带着大寨人民在环境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开垦石地,因为大寨村自古以来都是“恶地”,这个恶指的是农业生产的不便利,被石山环绕的大寨村,吃不饱饭被视为常态而陈永贵则决心“创造奇迹”,他要凿开石山,改造为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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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现状

除此之外,陈永贵还规划了大寨的蓄水工程,保证了田地的基本环境,而陈永贵真的创造了一个“奇迹”,从1952年到1962年这十年的时间里,陈永贵将大寨村的粮食亩产从237斤提升到了774斤,这是一个翻了三倍的数量。

当“大寨奇迹”传播出去后,中央就开始关注大寨的“模式”了。

可正当中央关注的时候,大寨却遭遇了特大暴雨,1963年8月,一辈子只听说过大旱能饿死人的大寨人民,被一场大暴雨冲毁了农田和房屋,这场“灾难”让所有人为大寨感到惋惜,为陈永贵感到惋惜。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都以为陈永贵会一蹶不振,但这个戴着汗巾的大汉咧嘴笑了笑,安慰受灾的村民,以自己的威望迅速建立了“重建计划”,在这第二年年末,大寨再度创造出“奇迹”,给国家交售了175万斤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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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彰大寨的功劳,毛主席亲自写口号: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此时的陈永贵虽然只是一个大队书记,但他的地位很高,很多地方官员来山西考察的时候,都得“造访”陈永贵,与他取经。

而陈永贵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务农第一线奋斗着,擦干净汗水,便能上来谈笑风生,这就是陈永贵。

特殊机遇,“农民总理”。

随着1967年上海爆发的“一月风暴”,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扩散阶段”,各个机构以及行政单位开始了“造反夺权”的历程,既然上海都无法避免,那么山西肯定也会走这一步。

也是在山西的“造反派”向山西省委夺权的时候,周总理接见了陈永贵,而周总理对陈永贵的农业生产方针给予了肯定的态度,陈永贵因此成为了“山西大红人”,其实陈永贵的农业生产理念在当时确实是最优越先进的,于是乎,陈永贵被原山西省委副书记刘格平重视。

在1967年开始,陈永贵先后担任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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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陈永贵在1969年被选为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走上国家领导层,陈永贵的人生又创造了一次奇迹。

而陈永贵遇到的特殊机遇不止于此。

1973年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永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正式跨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级别。

到了1975年1月,陈永贵当选国务院副总理,这位山西的“务农汉子”成为副总理,让当时全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而陈永贵的形象始终是“头戴汗巾”的山西汉子,之所以保持这个形象,正是因为陈永贵始终不忘自己是农民。

担任副总理期间,陈永贵经常调查全国农业情况,但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陈永贵“犯了错误”。

这些错误都是因为陈永贵没有考虑到“因地制宜”从而造成的,所以在陈永贵从副总理的位置走下去后,他始终都在反思自己的错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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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职务,坚持搬出“四合院”。

1980年,随着国家秩序的逐渐恢复,国家的发展方向又成为了新的政治问题,此时的国家毋庸置疑是需要走经济发展路线的,而这个路线的核心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于是乎陈永贵曾对邓小平提出过自己的能力“局限”:

“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

这句话是陈永贵的心里话,也是这位汉子的“无奈之处”,而随着中央工作的调整,加上各种其他方面的问题,陈永贵在1980年的9月卸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当陈永贵不再是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中央仍然安排陈永贵在北京居住。

副总理陈永贵追悼会规格“级别”难定,邓小平拍板:按他的身份办

但陈永贵却不是这样想的,陈永贵认为,国务院副总理还会有人新任,而自己已经卸任了,如果每一个卸任的都留在这里住,那么未来新的副总理该住哪里?

于是乎,陈永贵坚决要求搬出中央给予的特定住所,而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再三“挽留”都还是没留住陈永贵,便为陈永贵在北京找了一处新的住所。

卸任了副总理后,陈永贵其实也老了,到了退休的时候了,他不再适合下农田干活了,而不论是大寨还是哪里,都有着新秀指导工作,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而言,陈永贵的“精神”才是最重要的,不过陈永贵却闲不住,他找到邓小平,希望能到一些农场做一些工作。

对于陈永贵的这个要求,邓小平自然不会拒绝,于是乎便安排陈永贵到北京东郊的一个农场担任顾问,这个顾问一当,就是六年的时间,在1986年的时候,陈永贵忽然病倒,送到医院检查时,才知道已经是重病缠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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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陈永贵依然很豁达,像他从前的心态一样,也像他从前的奋斗一样,1963年的那场暴雨,当大家都因为冲垮了陈永贵时,他还是坚定绑起汗巾,戴着大寨人民一起重新再来。

因此对于陈永贵,不论党和国家都给予了“公允”的定论,陈永贵的精神是值得流传和提倡的。

在陈永贵的追悼会上,华国锋也出现在现场进行悼念。

而陈永贵的骨灰,也按照他的愿望带回了大寨,带回了这片他生活了奋斗了数十年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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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副总理陈永贵追悼会规格“级别”难定,邓小平拍板:按他的身份办》发布于202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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