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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大变局时代,万亿城市正在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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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城市是全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也是人口增长的主力军。截至目前,全国24个GDP万亿城市中,除深圳外,2021年末人口数据皆已揭晓。

其中,武汉凭借120.12万人的增量“一骑绝尘”,常住人口规模也反超郑州,重回“中部人口第一城”位置。与此同时,成都、杭州、西安等新一线城市人口增量也超过20万人,与武汉一起构成年度新增人口第一方阵。

相比之下,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显著放缓。其中,北京常住人口连续第五年出现负增长,上海2021年人口增量仅1.07万人,此前的“抢人”大户广州人口增量也仅为7.03万人。

在去年全国人口仅增长48万人的背景下,人口区域格局正在迎来新一轮洗牌。从全国来看,哪些城市人口增速放缓,哪些城市逆势起飞?长远来看,又呈现出哪些趋势和机会?

中部竞逐

在这场万亿城市人口争夺战中,最为激烈的焦点之一,便是“中部人口第一城”归属。

“七普”数据公布时,郑州春风得意。2010年至2020年,郑州常住人口增加397.41万人,十年增长46.07%,成为中部地区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对比来看,武汉、长沙增量分别为254.11万人、300.69万人。郑州也由此取代武汉,首次成为中部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

从全国来看,郑州更超越杭州、青岛、哈尔滨、石家庄、南阳、周口、临沂、潍坊、保定、邯郸和温州等城市,常住人口排位前移11位,跻身全国前十。

如今,武汉又凭借全国第一的人口增量,一举反超郑州,重新夺回中部人口第一城的称号。最新数据显示,武汉、郑州常住人口分别为1364.89万人、1274.2万人。

与此同时,武汉城区人口(2020年为995万人)优势显著,有望成为继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之后,第8个超大城市(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人)。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疫情时代的人口回流。在全国超半数省份常住人口负增长情况下,去年湖北全省人口增量为54.7万人,仅次于浙江和广东。受疫情等因素影响,2020年湖北一度流失人口150多万,如今正在逐步回流。

与人口增长相伴随的是,武汉经济正迎来强势反弹。2021年,武汉GDP为1.77万亿元,同比增长12.2%,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九位。虽然尚未回到疫情前的位置,但经济恢复带来的人口回流效应已经开始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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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背景下,人口的迁移流动越来越成为不同城市人口变动的主要因素。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看来,归根究底,决定人口流向的因素,最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差别带来的。例如,疫情这样的突发灾害性事件,会影响湖北乃至整个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总量和结构,但是长期的人口流向,还是由一个地区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决定。

从目前来看,在中部地区,武汉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都具有领先优势。不过,相较于武汉,郑州在人口腹地、经济和人口首位度上都还有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根据武汉、郑州国土空间规划,两座城市划定的2035年人口上限分别为1800万人、1660万人。未来,中部地区人口第一城的角逐,依然将是武汉和郑州的“二人转”。

省会崛起

武汉和郑州“逐鹿”中原背后,正是省会城市的强势崛起。除武汉外,成都、杭州和西安的表现也十分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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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末,成都常住人口为2119.2万人,增量24.5万人;杭州常住人口为1196.5万人,增量23.9万人;西安常住人口为1316.3万人,增量20.3万人。在24座万亿城市中,成都、杭州、西安与武汉一同构成第一方阵。

成都和西安都是“强省会”的代表,2021年GDP分别达到19917亿元、10688.28亿元,分别占据所在省份37.0%、35.9%。2021年,四川全年人口增量仅为1.3万人,陕西甚至首次出现负增长——人口规模减少1万人,而成都与西安保持超过20万人的增长,也反映出中心城市对区域人口的引力。

上一轮人口争夺战中,深圳、广州、成都、西安、郑州、杭州、重庆、长沙成为最大赢家,十年人口增量都超过300万人。其中,成都和西安更是分别达到581.9万人和448.51万人,展现出强省会强大的增长潜力。

在都市圈时代,这些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望进一步增强,不仅作为区域核心增长极,也逐渐在更广阔的腹地内完成分工与融合。另外,受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就业向省内回流也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选择。

而作为长三角经济重镇,杭州身后则站着新晋全国人口增长第一大省——浙江。2021年,浙江省常住人口达6540万人,凭借72万人的年度增量,一举取代广东成为全国人口增长第一大省。从结构来看,在新增人口中,自然增长仅6.5万人,机械增长高达65.5万人。

也就是说,浙江人口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外部迁徙流动。与之类似,杭州新增23.9万人中,除了2.9‰的自然增长(约3.5万人),从外部流入人口高达20.36万人。

这与近年来浙江、杭州快速发展带来的人口流入紧密相关。而且,相比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杭州的人口政策也相对积极。

不久前,一则“大学生创业失败,贷款10万元以下由政府代偿”的消息刷屏网络,便是这个共同富裕示范区展示“友好度”的突出例子。这其中,不仅省会杭州成为最大受益者,作为杭甬“双子星”之一的宁波,去年常住人口增量也达到12.4万人。

此外,长沙、青岛、郑州、南京和福州的人口增量也在10万人以上,表现较为亮眼。

一线趋缓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速普遍放缓。

2021年,北上广常住人口分别为2188.6万人、2489.43万人、1881.06万人。从人口增量来看,上海和广州新增人口分别为1.07万人、7.07万人,北京常住人口则下降0.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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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对打工人的吸引力无可撼动,尽享人口红利。

七普数据显示,深圳、广州十年间人口增长分别为713.61万人、597.58万人,在万亿城市中分别排在第一、第二位,年均增量在六七十万左右。北京、上海虽然已开始主动控制人口规模,但十年人口增量也分别达到228.07万人、185.17万人。

既然如此,一线城市为何突然“不香”了?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田雪原看来,首要原因还是出生率下降,人口自然增长放缓。

2021年,北京、上海出生率分别为6.35‰、4.67‰,均低于7.52‰的全国平均水平。广州出生率(户籍人口)虽然还维持在两位数(11.82‰),但相比往年也大幅下降。而从自然增长率来看,上海更是出现-0.92‰的负增长,北京也仅为0.96‰,广州6.26 ‰(户籍人口)的水平,也比 2020 年低 2.68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近年来,北京和上海都开始主动控制人口规模。北京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则以2500万人左右的规模作为2035年常住人口调控目标。去年,尽管两地落户门槛有不同程度放低,但人口吸纳能力已成逐步收缩态势。尤其是北京,过去5年常住人口规模持续下降,累计减少6.8万人。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田雪原指出,“一些人在疫情或其他原因下,返回故乡了,这可以说对北上广深影响比较大。”

去年,广州人口增量陡然跌破10万,创造下近20年新低。广州身后,整个广东的人口增速也大幅减缓。2021年末,广东常住人口为12684万人,相比2020年末增加60万人,增量直接“腰斩”。与之相比,2020年广东常住人口增量达135万人。

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子是重庆。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21年重庆外出农民工513.6万人,下降1.7%;本地农民工242.7万人,增长13.4%。2021年重庆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55‰,而当年常住人口增长3.5万人,显示人口回流。

当然,上海、广州在常住人口增量大幅缩水的同时,户籍人口去年分别增长11.49万人和26.42万人。这说明,一线城市的人口吸引力依然旺盛,人口结构或将继续调整。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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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人口大变局时代,万亿城市正在洗牌》发布于20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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