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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暴者为何不知羞耻?

施暴者为何不知羞耻?

文 | 林存秀

河北唐山烧烤店里,多名男子集体殴打妇女事件让全社会震惊。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公共场所里,施暴者无所顾忌地、持续不断地对妇女施暴,在女性已然倒地,毫无反抗能力之后,仍然在施暴:扇耳光,脚踹,拉头发拖行,用椅子打砸……隔着屏幕就能感到那种满满的残忍和绝望。


目前,据唐山警方的最新通报,已经有5个涉案人员落网,警方已赴外省对其他4人实施抓捕,等待行凶者的必然是法律的严惩,在法律之外,我想谈一个心理问题:施暴者为何不知羞耻?


施暴者明明知道这是在公共场所,是在众人的审视之下,也知道是在监控探头之下,对于毫无抵抗能力的女性持续施暴,却毫不知羞耻,这为什么?


一般认为,羞耻政治会催生一种自我监督(self-surveillance)机制。从积极的一面来说,通过自我批评产生内疚和忏悔,来纠正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在中国文化中,羞耻感远比罪恶感强烈。“羞”,主要是对于主观的羞耻感的一种个人的不安,“耻”,这种情感具有道德的、政治、公共的属性,因此更加贴近外部的舆论。在很大程度上,羞愧的观念与“脸面”也是一致的。脸面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特征,在道德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为道德的性别双重标准,羞耻政治 (the politics of sexual shame)起到截然相反的作用。所谓什么是“羞”,什么是“耻”的伦理道德,对于男女来说对应不一样的要求。羞耻这种情感,主要是针对各种过失的社会惩罚的内在化形式。这些社会惩罚通常包含了一种道德和价值的判断,同时还意味着自觉的自我评价。


但是,在父权文化体系保护下,性别暴力很难让施暴者产生忏悔,甚至会让施暴者产生“男性气概”的自我满足感。这就是我们时不时会看到,有人在施暴了自己的女友、妻子之后,还在沾沾自喜地吹嘘自己“够爷们”的原因。从心理机制上说,施暴者可能想通过公然的对女性施暴,让周遭的人觉得自己“够爷们”,而这种对女性施暴的心理动机,又是和涉黑恶犯罪的“震得住场子”的心理需求高度契合。


好莱坞的商业片就喜好描绘刻板的“男性阳性气质”,女性在电影中,往往是等待被救赎者的被动形象。将男女权力关系和两性差异作为叙事电影再现的效果,也就是阴柔气质和阳刚气质的建构过程,女性成了男人用来实现“荣誉”与“英雄主义”的工具,这又挑唆了更多唐山那样的行凶者去主动骚扰女性。


而在性别暴力中的女性体验,则往往会因为文化原因产生羞耻感。羞耻这种情感,主要是针对各种过失的社会惩罚的内在化形式实施的,比如,很多妻子羞于承认自己被家暴,因为这种述说在具体的小圈子,可能带来的不是同情,而是社会更严厉的惩罚。


这形成了一个怪异的场景,在性别暴力当中,施暴者往往沾沾自喜,到处夸耀,被害人这羞于启齿。男性权威和一套的厌女症体系,制造了很多刻板印象,对女性权利进行诋毁,也给强奸和性骚扰等针对女性的暴力提供“宽容”的场所。


当然,审视这种基于父权文化的性别暴力,不是要向矛头引向男性、引向性别对立。相反, 消除对女性的暴力,需要更多的男性的参与。约克大学的博士生候选人Pamela Clark在《男性可以支持女性主义做到的35件实事》里提出:“请充分利用自己的男性身份制止性别歧视。”“请不要做性别歧视的线上旁观者”。昨天,还有人男性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作为一个体型不算小的男性,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安全感,在女性的视角却要付出千百倍的努力。”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在畸形的男权意识下,施暴者无需道德自律,或者产生内疚(guilty),这恐怕就是无论是家暴还是性侵者,会重复施暴的原因之一。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者林奕含,曾在访谈中说:“那些从集中营出来,幸存的人,他们在书写的时候,常常有愿望,希望人类历史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在书写的时候我很确定,这样的事情仍然会继续发生,现在、此刻,也继续发生。”所以,我们必须做出改变,改变的前提之一就是质问:施暴者,你为何不知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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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施暴者为何不知羞耻?》发布于202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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